我对曲阜师范学院外文系的了解，始于1960年的高考前夕。那时我们中学教导处的后墙上，贴满了全国各地高校的招生广告，其中就有曲阜师范学院的广告。因为我的志愿是外语，因此也就特别仔细地看了它的外语部分，我注意到曲师只招两年制的俄语专科，上面还有位名叫“李国良”的老师的讲课照片，所以我就记下了“曲阜师院俄语专科——李国良”。这就是我对曲阜师院外文系的第一印象。
我对曲阜师院外文系的第二个印象产生于1963年的春天，那时我正在山师读书。有一天，曲师外文系的系主任带领三位老教师到山师我们班听课，在课间休息时的交谈中，我了解到曲阜师院设立了外文系，并且也有英语专业。
1963年7月11日，我（和另外一位同班同学)被分配到曲阜师院外文系教书，从此开始了我在曲阜长达近40年（1963-2002）的教学生涯。
外文系当时是个小系，办学条件也很简陋，整个系“蜗居”在现在12号教学楼的拐角部分（即现在的公安处）。外文系规模虽小，但领导和老师却非常热情。记得我们报到后的第二天，陈亚民老师就到宿舍看望我们，问我们是否适应新的环境，有没有什么困难。他的热情和关怀令我终生难忘。系主任张海平老师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在师生中口碑极佳。开学前夕，张主任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为了锻炼我们，叫我第一年先教公外，我的那位同学到附中代课。之后我被安排教中文系。因为那年代中学大多开俄语课，所以我只有7个学生。当时我很羡慕同房间住的俄语老师，眼馋人家兵强马壮，学生作业一大摞，而我的学生作业仅仅7本，几分钟就改完了，总觉得不过瘾。
1964年外文系停招俄语，只招了三个英语班，领导叫我教二班的“实践课”（即现在的‘精读课’），每周12节。那时的教学条件十分有限，教学参考书和工具书一概没有。我唯一的一本工具书还是我上大学时买的那本郑易里编的《英华大辞觑》。另外。在那个“折腾”的年代，学校某些领导的兴奋点好像并没有放在教学上，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才是当时的重中之重。因此，星期三下午是教师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也就是集体读读报纸，乏味得很），还不时有各式各样的政治报告。学生也没有多少时间静下心来学习，不是下乡参加“四清”就是助农劳动，不是搞阶级斗争就是手握木枪“全民皆兵”地练习刺杀。更不可思议的是，系领导还隔三差五地在晚自习时通过系里的小喇叭给学生训话，记得有一次晚自习时间学生不是在学习而是在听系领导传达“农业学大寨”的经验。
1965年4月，颜润生主任率领64级和65级的师生“带课下乡”到曲阜岳家村。当时我们是上午上课，下午帮助社员劳动。那时没有“教室”，只好临时搭了个棚子，四面没墙，在地上砌了一些泥土台子，即当课桌又当饭桌。学生分散住在社员家里，但我们师生却是自己办伙食。除每周教12节的“精读”外，领导还让我管理100多人的伙食并负责采购。所以，我经常是上完课之后骑着系里那辆破自行车到五六里路之外的曲阜东关菜市场采购。
“文革”中，山东大学文科和曲阜师院组成了新的山东大学。不知什么原因，外文系不叫“外文系”，叫什么不伦不类的“外文大队”。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全校唯独外文大队实行男女分班，真不知道当时的领导是怎么想的。回忆往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工农兵学员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知识阅历宽窄不一。记得有一次课间时间，我看到一位同学好像在地图上寻找什么，于是走过去问她“XXX你在找什么？”她的回答差点把我“雷倒”：“老师，‘华侨’在哪里，”另外，我还亲自听一位老师说过这样两件事：在某大学，一位学生在填入学报到表时竟然在“政治面貌”栏里写下了“瓜子脸”。还有一位同学看完电影《列宁在十月》后不解地问老师“老师，你说当时列宁那么忙，他怎么还有时间演电影呢？”
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迎来了教育的春天，恢复了高考。1977年外文系招收了65名学生，当时的系领导要我教“听力课”。天啊，连我自己都还从来
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听力课”呢。但领导说这门课很重要，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来，无奈当时没有教材，我只好动手自己编，于是，我千方百计地查找各类书刊，煞费苦心地寻找有趣的英语小故事读给学生听，然后再打印出来发给他们。另外，为了避免外界杂音的干扰，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用话筒对着收音机把“美国之音”的新闻（注：当时收听“美国之音”好像还有点收听敌台之嫌）录制到601磁带录音机上，然后根据录音一句一句地写下来，再交给打字员打印出来。这些小故事和“美国之音”便是我们的“听力课”教材了。
1984年系领导要我为高年级开设“词汇学”。我当时十分为难。是我从来没有系统地学过词汇学，二是也没有现成的教材。为难之际，我只好向母校山师的王义福恩师求助。王老师接到我的信后马上寄来了他自编的教材，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后来，在王老师的帮助下，我主编山东省第一本词汇学教材《简明英语词汇学》(1992，山东教育出版社)。
上世纪90年代，学生考研逐渐升温，而“语言学”又是一门主要的考试科目。当年教语言学的是一位外教老太太，她不大了解为中国的考研状况，教的课针对性不强，学生意见很大。为了满足学生的考研需求，我主动向领导请缨教语言学。为了上好这门课，我遍搜全国各大高校的历年考研试卷，仔细研究他们到底考什么。同时，我认真阅读了20余部语言学原著，细心研究语言学究竟讲什么。我给学生上了长达8年的语言学并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主编了比较适合中国学生的《语言学概论》（1997，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3年岁末，在王守元主任的带领下，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和申报我们获得了山东省第一个“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消息传来，全系上下欢欣雀跃，像过年般高兴，因为我们终于获得了期盼已久的硕士学位授予权（注：之前我系虽然也招过三届研究生，但都必须向山东大学申请学位），并于次年招收了两名研究生。当时我们没经验，二没教材，于是我通过各种途径从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天津师范大学等高校购买教材。在给他们两位上第一堂课时，我十分动情地说“你们虽然两人，但却是我们自己的第一届研究生。”三年后他们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当答辩委员会主席、山东大学的李玉陈教授宣布他们的论文通过时，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心想，“自家的‘闺女’终于出嫁了！”
1996年，我们成功申报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省级重点学科，成为当年山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外语系。据此，我们获得了30万元的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购置了大量的图书和教学没备，极大地改善了我们的办学条件。
今天，外文系风风雨雨地走过了50个春秋，从最初的俄语专科发展成今天在省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三院一部”学科，她凝聚着所有在外文系工作过人员的心血，这是外文系几代人自强不息、奋发努力的结果。作为一位在曲阜师范大学工作和生活了近50年的教师，我对外文系有着难以言表的深厚情谊，我为她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而高兴我为她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自豪。
在近40年的执教生涯中，我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主讲过精读、泛读、听力、口语、语法、语音学、词汇学、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体学和语义学等12门课程。我不敢说门门课讲得都好，但我敢说我始终都是以一位人民教师的人格和良知在兢兢业业地教书。
回眸我的执教生涯，既有备课的苦恼也有为师的快乐，既有筚路蓝缕的艰辛也有桃李天下的惬意。40年来，我虽然曾（和他人一同）获得过省级教学一等奖，也被授予过许多荣誉称号，但我最看重的和最令我感到欣慰的还是学生对我为师工作的认可。系庆那天，年近70的64级学生邓延国热泪盈眶地对我说：“曹老师，您的为人影响了我一生。”97级学生孙彩媛这样写道：“曹老师，能看您慈祥的笑容，听您趣味横生的讲课真是一种福气。”另一位97级学生吕军霞这样写道“曹教授：能成为您的学生是我这一辈子最荣幸的事，能听您生动、明朗的课是我一生铭记的历程中最永恒的话题，能拥有从师您的一年时光是我值得炫耀的最幸福的珍藏！”
(作者曹务堂，转自《曲阜师大报》2011.1.15)
